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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统计数据显示，1943至1945年期间，日本强掳约4万名中国公民到本土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强制劳作，其中，山东籍二战受害劳工有9800余人（注：此数据未加入德州，德州受害劳工3200余人，山东籍二战受害劳工共计13000余人）。期间他们遭受非人待遇，许多劳工客死他乡，侥幸生还者大都遍体鳞伤、身患重病。刘焕新的父亲刘连仁就是其中一员。1944年，33岁的刘连仁被日军掳到日本昭和煤矿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出，躲进北海道深山，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后送回国内。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漫长的对日诉讼索赔。那时，刘焕新还在部队。父亲一句“你回来吧”，让他踏上漫漫维权路。如今82岁的刘焕新，依然放不下为全中国受害劳工维权的初心。

　　据刘焕新介绍，从1995年5月26日起，历经24次法庭辩论，刘连仁诉日本政府一案终于在2001年7月12日一审判决胜诉，这一来之不易的结果为后续对其他日本企业的诉讼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但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至此，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维权的通道被彻底关闭。诉讼通道在日本被关闭后，刘焕新将维权的目标转移到国内起诉，将仍设在国内或者山东的日本加害中国劳工企业作为直接诉讼对象。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中国二战期间受害劳工中有3765人被送至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前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722人身亡。3765人中，山东籍有1555人。2010年，刘焕新和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要求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谢罪，赔偿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在日本设立纪念碑用于铭记那段历史、也便于中国受害劳工后代缅怀先人等。2015年6月，三菱方面在北京约见原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和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等人，表达和解意向。经过多次磋商，双方达成和解，内容包括：三菱公司向受害中国劳工谢罪，并为他们设立纪念碑，每名受害劳工可获10万元谢罪金。在提出“和解意向”的同时，三菱方面也提出要求：全中国三菱受害劳工要“整体解决”。意味着不仅山东受害劳工要同意上述和解方案，外省市受害劳工也要认可该方案。为达到这个目标，刘焕新开始新一轮奔波。在得到大家整体解决的共识后，三菱方面于2020年初，把向每位受害劳工支付的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打入“历史·人权·和平基金”中。2020年12月，山东首批受害劳工及其遗属30人，得到确认并拿到谢罪金。3年前的8月13日，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在高密见到刘焕新时，他正在寻找三菱中国受害劳工及其遗属。3765名中国受害劳工在三菱矿业被强制劳作，那时全国仅找到1200余人并经过确认，作为重灾区的山东1555人也仅找到320人并确认拿到谢罪金。刘焕新介绍，三菱方面在向每位受害劳工支付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的同时，规定了5年确认时间限制。如今，5年时间过去，共有1935名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得到确认并拿到谢罪金。问题解决才刚刚“进入起点”时光荏苒，30多年如白驹过隙，刘焕新已至耄耋之年。但漫长艰辛的维权路，似乎才刚刚“进入起点”。刘焕新告诉记者，今年六月份，他再次远赴日本为全国受害劳工维权，这已经是他第70次踏上这片曾经让父亲饱受苦难的土地。“我已经82岁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但受害劳工问题整体解决不能停止。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不断推进国内劳工问题的总体解决。”记者了解到，2021年开始，刘焕新之子刘利接力，正式扛起了中国受害劳工维权的大旗。“我们还是要继续‘追债’，把祖辈的担子担起来，作为万千受害劳工的二代、三代的一员，我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作为二战强征劳工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的刘利，座谈会上这样说道。刘利说，与三菱公司达成的和解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模式，下一步，他的梦想就是全面解决全国受害劳工的权益维护问题。“把维权进行到最后一刻”就在前几天，刘焕新以二战强征劳工对日索赔联合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向日本首相石破茂写了一封公开信。小小的展厅里，《劳工血泪》《劳工血泪史》等著作静静地展示在桌子上，刘利向大家宣读了这封公开信。信中提出，近年来，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与部分受害者和解的案例，为妥善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希望日本政府正视并深刻反省强征劳工的历史责任；参照国际惯例，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赔偿、和解机制；通过官方渠道与受害者代表展开建设性对话，力争整体解决劳工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相信，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仅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践行，更是夯实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必要之举。期待在阁下任期内，两国能共同推动这一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注入正能量。”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告诉记者，2004年，中国第一个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在济南成立，并与日本的律师团体联手进行维权，通过诉讼、非诉讼方式联合在全国各地律师不断进行声讨，给三菱等企业总部带来很大的压力。“起初，法律援助团有30多名律师，有的律师加入时还是毛头小伙，如今已两鬓斑白。”那会儿，30多岁的傅强初次接触刘连仁案件，而如今他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意识到如今在世的受害劳工已非常少，傅强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寻找受害劳工的二代、三代亲属，用手续、物证认证、书证等方式，继续为他们维权。“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将继续为受害劳工抗争，把维权进行到最后一刻。”

　　“我希望借助国内媒体、国际的力量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日本政府考虑中国受害劳工问题。强征劳工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努力地解决好。”从得知父亲死里逃生时的懵懂少年到如今的耄耋老人，刘焕新见证了父亲是怎样在苦难中一步步斗争，又是怎样一点点带着遗憾离世的。“父亲离世前说，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结交很多日本朋友，并支持他打官司；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判决胜利的那一天……”

　　“将近4万名中国劳工，在山东青岛、天津塘沽等港口被装上船后，运送到日本本土35个企业、135个作业所，做劳工、煤矿工人、码头工人等等。”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指着刘连仁纪念馆墙上一张贴满标记的日本地图对记者说道。这张地图中的资料都是由日本当年的华侨协会所提供。地图上的每一张贴纸都位于加害企业大体地理位置旁，详细记录了企业名称、强征劳工接收数量以及死亡人数，是控诉日本侵略者在华强征劳工的罪证地图。

　　傅强告诉记者，如果用战场来形容，那日本本土就是律师们的“前线”，国内就像是“大后方”。“由于语言不通等原因，绝大多数的前期调查、取证工作都是靠国内律师团体实现的。记得2007年左右有一位日本律师来聊城取证，不巧正赶上了‘五一’假期，大量客流让这位律师手足无措，后来还是我把人证、物证、笔录等收集整理交给了他。”就这样，靠着国内调查、取证，日本诉讼、谈判的方式，中日两国的律师团结协作，才有了三菱中国受害劳工赔偿成果这样一个初步胜利。

　　“我们跟随刘焕新会长为劳工讨公道有30多年了。2011年10月份，我们到日本同三菱公司谈判解决劳工问题。虽然后来谈判成功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企业,还有35000多名劳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张元富表示，大家聚在一起开座谈会，目的就是希望日本政府、企业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全国还有35000多名劳工没有得到应得的道歉和赔偿，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和全国受害劳工站在一起，努力寻求迟来的公平与正义，直到取得成功！”

　　在母子两人的叙述中，记者了解了张丙华的受害经历。当年被抓走时，张丙华年仅15岁，是当时强征到日本受害劳工里年龄较小的。“据父亲说，他看到刘连仁的经历之后，才知道他是和刘连仁坐的同一艘船去的日本，从长崎下的船，然后去的北海道。他一开始在水银矿工作，后来去的煤矿。”“我父亲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着28个老乡的骨灰，那时候不让带骨灰盒，他是用布袋盛回来的……”“1991年的时候，父亲收到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的一封信，想调查中国受害劳工的事，鼓励他站出来说说……”“2000年左右，我父亲收到了王子安（一位山东籍受害劳工）的信，让他帮忙寻找高唐的受害劳工，组织起来共同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