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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宝安区城管局人士表示，对于市民反映的共享电单车问题，城管局执法权有限。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于“占用公共绿地停放车辆”与“占道经营”的行为，城管为主责单位，可进行执法。但共享电单车停放“只有占道无经营行为”，不符合“占道经营”界定标准，故城管无权扣押车辆或罚款。其表示虽无明确执法权限，城管部门仍积极配合协助相关工作。其进一步表示，“行动、整治方案需由其他部门发起。城管不掌握企业准入报批、车牌审批等关键信息，无法溯源追责。”

　　深圳虽明确“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但企业违规投放屡禁不止，暴露出现行管理手段的局限性。当前，深圳尚未通过立法明确违规投放的法律后果，对违规企业多以劝导、清理车辆为主，缺乏对企业主体的信用惩戒、经营限制等刚性约束。立法尚未完善、执法手段单一，使得违规成本低、反弹成本更低，也间接加剧了“充值陷阱”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若能加快推动共享电单车管理立法，明确违规投放的罚则，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或能从源头减少市民权益受损风险。

　　作为市人大代表与执业律师，曾常青提出三方面破解路径：立法层面，建议行使特区立法权制定《深圳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发展共享电单车”原则，细化准入机制、执法依据及部门职责；执法层面，构建交通局清退车辆、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侵权、城管局整治占道、公安打击违法的协同机制，并授权街道办查扣销毁违规车辆；维权层面，推动预付款资金第三方银行监管，建立“先行赔付基金”，支持消委会发起公益诉讼。其表示，亦可从技术治理创新、信用惩戒机制等层面进行考虑。

　　深圳市政协委员，宝安区海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蒋雷同样关注到这一问题。“在同一排停车位上就有三家不同品牌的共享电动单车。”蒋雷表示，相较于私人电动车，共享电单车“风险叠加”。首先，租赁模式下，用户“随用随停”特性，导致逆行、闯红灯、占道违停等违规行为发生，甚至出现车辆弃置于隧道、机动车道等危险场景，显著增加公共安全风险系数；其二为责任主体模糊。若骑共享电单车发生事故，或存在“用户-企业-政府”三方责任边界不清问题，消费者面临举证难、索赔难的维权困境。